技术赋能·主体之变·理论扩容 ——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电影研究报告

电影因技术而生，亦因技术而方兴未艾。从理论研究到应用实践，从业态革变到伦理隐忧，人工智能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电影发展无法绕开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于人工智能与电影的关系，尽管十几年前便已被学界关注，但受技术发展限制，基本上只能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2016年人工智能元年的到来，加速了AI在多场景领域的应用，AI代替人工参与电影剧本编创和剪辑成为现实。2023年，基于大数据与强算力的AI大模型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的临界点。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大众化应用，2023年也可称为“人工智能普及化元年”。对于这种新发展，学界先后举办过多次大型学术会议，《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电影艺术》《电影文学》《电影新作》《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先后设置相关栏目，进行了专题探讨。通过对中国知网2023年收录的“电影与人工智能”议题相关文章进行疏理，大体可归纳出三种新趋势：技术赋能、主体之变和理论扩容。

一、技术赋能：AI与电影产业链进一步融合

2016年科幻短片Sunspring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进入电影产业链。尤其是近年来“文心一言”“一览AI编剧”“WPS AI”“讯飞星火”等AI工具的问世，使普通的电影爱好者借助人工智能参与电影剧本编创和文案策划成为现实。在2023年3月召开的“2023人工智能电影峰会”上，与会者认为人工智能将引发电影行业的颠覆性变革，“观看一部由人工智能编写剧本、设计视听效果、制作特效、自动剪辑、制定发行策略，甚至参与表演的电影，已经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活生生的现实”^[1]。2023年6月召开的“中国·江苏太湖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峰会暨电影科技周”发布了由“5G智慧虚拟摄影中心、AIGC影视科创中心、影视智能算力中心”^[2]三大核心部分组成的、国内首个“5G智慧虚拟摄影联合实验室”。2023年5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的“2023 AI影像艺术与科技前沿论坛”以“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生产”为主题，探讨了“AI影像艺术与科技的核心与延展、跨界与融合、过去与未来等多层面内容”^[3]。此外，2023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主论坛科学前沿全体会议、“智能共生——人工智能导入电影与媒体专业应用”深港交流分享会、2023首届人工智能与动画影像西湖论坛、第七届电影特效国际高峰论坛、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5G数智新时代元宇宙发展论坛”等均对AI与电影给予了特别关注。

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因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而使AI与电影成为一个必须探讨的话题，AI与电影产业链进一步融合也成为研究者的一种共识。尽管人工智能入侵电影行业早已不是新闻，然而技术的进步使AI深度融入电影产业链全过程，“改变了脚本绘制、演员筛选、制片管理、场景建模、监测反馈等诸多方面，并深度赋能编剧、剪辑、特效、配音等重要环节”^[4]。

(一)AI电影剧本

电影剧本是一部电影的基础与灵魂。在中国电影史上，曾出现多次不同程度的“剧本荒”现象。限于技术的发展，学界对AI于电影剧本编创的阐释大多只能基于已有的技术基础，最多认为人工智能是“技术乌托邦”的一种隐喻。2018年，Sunspring剧本的编创者“Benjamin”在两天内完成了科幻短片《走神》(Zone Out，2018)的创作，尽管这在当时不可思议，但如今早已风光不再。如今，AI编创电影剧本呈现出了生成时间加速、故事逻辑增强、人机互动更为明显的新趋势。

人工编创电影剧本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一天完成一万字的剧本几乎是人工极限，但人工智能只需短短几分钟即可完成。从海马轻帆的“剧本智能评估”“小说转剧本”到2023年新出现的“一览AI编剧”“灵感岛”等AI辅助工具，人工智能与电影编剧深度融合。2023年6月问世的“灵感岛”具备了强大的电影脚本编创功能，只需输入主题、场景、人数、视频长度等关键词，数十秒便会生成“涵盖不同场景、拍摄背景罗列、镜头角度及拍摄方式、画面内容、人物对话，更有背景音乐、音效、时长分配等说明”^[5]的细致脚本。在故事的逻辑性方面，2023年3月问世的“一览AI编剧”通过输入相关指令，便可获得不同的故事剧本，且可“智能改稿”，随意根据指令生成分镜头脚本。网剧《蝶羽游戏》(徐婷，2023)便是一览科技的第一个AI辅助编剧项目。通过ChatGPT等模型，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生成一个有逻辑性和吸引力的故事文本，而且还能赋予其特定的导演风格。如输入“惊悚”“斯皮尔伯格”，便可生成具有“斯皮尔伯格”风格的一部惊悚式电影剧本。这种强大的能力得益于人工智能“依托海量的数据优势，能够从一个作者所有的作品中提取其标志性的语法和内容要素，然后在大量预训练的大语言模型智能化解析之下，拼接出具有完整逻辑的文本内容。”^[6]基于ChatGPT等模型，指令条件越详细，生成的电影剧本的逻辑越清晰。美国编剧工会拟从2023年3月开始允许编剧在不影响署名和分成的前提下使用AI工具编创剧本。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各大科技公司和影视公司正在积极研发电影剧本智能创作等大模型项目，以期与人工合作，实现从人机对抗走向人机共创。

(二)AI电影剪辑与特效

剪辑与特效在制造叙事节奏、悬念和视效，引发观众的情绪反应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电影剪辑与特效，改变了传统的电影工业流程与创作逻辑，使人机耦合趋势更为明显。

电影剪辑其实是对视听元素的排列组合，AI代替人工剪辑的最大技术优势就是对这些元素的分析识别。以CNN为代表的图像识别与分类技术是AI电影剪辑的技术基础。CNN由卷积层、池化层、全连接层构成，“分类是CNN的强项，从卷积到池化可重复多次，不断优化参数，把特征提取和分类器进行整合，实现图像的识别与分类”^[7]。基于这种识别、分类，AI实现了对视频素材和音频素材的管理，大大提高了电影的制作效率。在算法逻辑的驱动下，AI能够根据人工指令对素材进行自动标记和识别，完成粗略剪辑，甚至可以基于大数据识别一定的情感，进而完成更复杂的、带有内容解说性质的短视频或预告片。在预告片或宣传片的制作中，人工智能可识别素材中能够吸引观众的部分片段，进而提升电影剧情的吸引力、传播力和可观赏性。近来出现的基于AIGC技术的“万彩微影”“一帧秒创”等AI内容生产平台使视频创作领域真正实现了“零门槛”。万彩微影是万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短视频制作工具，其核心功能涵盖真人手绘视频、翻转文字视频、文章转视频等，并带有视频自动剪辑工具，基本可满足大多数用户的短视频创作需求。新壹科技研发的“一帧秒创”通过对素材的智能分类、识别，实现自动剪辑、成片，降本增效十分明显。

特效在电影中的地位逐渐由边缘向中心挪移，与内容一道成为观众消费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CNN、GAN、CAN算法的加持，AI在影视特效制作与合成方面大显身手。AIGC可以生成烟雾、虚幻等摄影机无法摄制的特殊效果，可以完成电影中的角色设计与场景建构、自动布光渲染、视觉设计和审美，还可以利用修复技术“通过图像分析和修复算法自动检测并修复视频中的缺陷，如噪点、抖动和图像失真等，提升影片质量和观众体验”^[8]。在2023年6月召开的“上海国际电影论坛”上，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生成式AI可以使特效制作更为快速和高效。它可以自动生成骨骼结构、建筑、人物、场景的3D模型，使特效制作更加精细和逼真”^[9]。2023年10月，以“AIGC与电影工业”为主题的第七届电影特效国际高峰论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探讨了AIGC在电影特效方面的功用及其为电影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三)AI电影配音

语言、声音对于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异常重要。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在此方面可发挥人工所无法比拟的作用。人工智能可根据声音样本模拟人类的语音和声调，进而形成不同语言和风格的数据库。基于数据库，人工智能可通过语音转换、角色识别、音频降噪等完成对不同场景声音的模拟、解析和再生成。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为电影后期配音提供多角色、多语言的优化解决方案。

与人工相比，AI在影视配音方面具有“技术成熟，还原度高”“大数据加持，涉猎面广”“高效便捷，成本低廉”^[10]的巨大优势。AI还可通过识别音频素材中存在的群众杂音、噪声等进行智能降噪，进而提升声音质量。此外，人工智能对于外语片的跨文化传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语片受众常面临因语言障碍而使接受效果不佳的尴尬境况，而人工配音又往往导致演员表情与口型不同步，无法引发观众的共情。不过，这种情形因Flawless公司的出现将不复存在，该公司研发的TrueSync技术可实现“口型同步视觉翻译”，这就解决了外语片音画不同步而造成的受众接受度低、市场潜力不佳等长期被困扰的问题。

当然，人工智能融入电影配音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当前电影声音制作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如AI尚不能提供给观众像人类那样具有较强的表现力、情感力和感染力的声音，也就不能传达给观众剧中角色的真实情感情绪。尽管如此，但AI与电影产业链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

二、主体之变：AI与人类的“存在性焦虑”

人工智能与电影产业链的进一步融合使作为电影的人工智能改变了以往在电影创作中的地位，使其逐步具备了主体性。电影反过来成为一种作为人工智能的电影，尤其是作为强人工智能的数智人的出现使人工智能艺术家成为可能。这种主体之变不可避免地使人类产生了一种“存在性焦虑”，人与人工智能孰是孰非？

(一)作为电影的人工智能

尽管学界早已对AI的主体性进行过相关探讨，但对于AI取代人类大多还是持否定意见。随着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应用，学界对作为电影创作主体的AI的研究成果开始多于作为电影表现对象的AI的研究。尽管如此，也不可否认通过具体作品考察AI身份、性别等电影叙事，尤其是与科技哲学、后人类主义、环境生态学进行对话的意义。

人工智能作为电影叙事的对象，探讨较多的是科幻电影人工智能叙事的类型与角色、人工智能电影中的性别问题、人工智能与电影叙事的形态异变等。对于科幻电影的人工智能叙事的类型，孟君教授认为其包括“具身叙事和去身叙事两类，前者中的人工智能以‘类人’的具身形式呈现，后者表现为超级电脑系统等去身形式”^[11]。如《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1999)、《人工智能》(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等影片赋予了人工智能以不同的具身形式，而《流浪地球2》(郭帆，2023)、《我，机器人 》(I，Robot，2004)、《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等影片则将人工智能去身化，这两种叙事类型分别呈现出了人类对人工智能所持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AI叙事与伦理审视——科幻电影中AI形塑的意义建构》同样持此观点，并认为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角色的形塑意义在于“戏剧化叙事的需要”和“对人类状态与社会伦理问题的隐喻”。^[12]对于人工智能角色的形象特征，王坤宇认为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便是向人类传达某种恐惧或焦虑，这种恐惧或焦虑“一是来自人工智能作为他者与人类的对立，一是来自以某个时间点为预想终点的‘末日推演’或‘最后一小时、一天、一年’的时间维度的心理压迫”^[13]。对于人工智能角色失控，付茜茜通过阐释其生成逻辑与审美内涵，认为这“体现了现实社会对于智能技术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并有可能引发大众在社会伦理和道德上的自我反思”^[14]。

作为电影的人工智能重要的维度之一便是人工智能电影中的性别问题。厉震林教授认为，科幻电影通过赋予女性人工智能形象以主体意识，进而表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这种人机性别关系其实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两性权力关系的影射，“男性的主体权力以及主动意识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女性设定，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性别权利以及机制的机会”^[15]。李百晓教授认为，人工智能电影中的性别叙事同样影射了现有社会的两性性别关系，女性人工智能在生成过程中同样受到了男权主义的具身性控制，但其仍然采取了去身性的方式试图保证自身的主体性，并由此引出“人工智能电影中的性别叙事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不应再被视为一把双刃剑，而应当被更加认真地正视为后人类社会中具有生产功能的结构性力量”^[16]的结论。

人工智能还引发了电影叙事形态的异变。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强大的数据与算力，能够根据观众需求等相关指令时时矫正，进而产生一种交互性叙事极强的“实时电影”。对于传统的诸如授受关系、叙事时空、视点结构等电影叙事学观念，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素材的识别，对镜头片段进行重新排列组合，通过“随机访问、网络节点、关系交互和观众反馈回路，转变成了一种递归循环的人机交互式叙事理解”^[17]，使故事情节与角色表演保持了最大的无缝贴合，使叙事观念也不再仅止步于观念层面。人工智能与扩展现实的耦合更是引发了电影叙事的变革。在AI与扩展现实(XR)的耦合下，电影叙事的进路大体分为“AI创造的机器叙事，XR创造的数字视效叙事以及两者相融的沉浸式、体验式叙事”^[18]。在这种视域下，电影叙事的虚实关系将会被重新定义，经典叙事学的逻辑将会被颠覆，从而预示着后电影叙事时代的来临。

尽管作为电影创作主体的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但作为电影的人工智能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被持续探讨的话题。对于电影生产而言，人工智能的主体易变已在不同层面影响着人类的认知走向，甚至引发了人类的“存在性焦虑”。

(二)作为人工智能的电影

当人工智能的主体性尚未被完全发掘，即人工智能仅作为电影的表现对象时，我们便已经从电影中发现人工智能必然将会具备一定的主体性的端倪。电影中的元宇宙便是一种典型案例。在元宇宙中，人与数字人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体，人工智能的逻辑推理使数字人摆脱了人类意志的控制，与人类敢于发生直面冲突，如《流浪地球2》中便设置了类似情节。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应用使人工智能不仅再局限于作为电影，而是发生了主体易变，作为人工智能的电影渐成气候。

人工智能主体性显露较为明显的首先是数字人、数智人等数字赤裸生命的出现。2023年中国电影金鸡奖“5G数智新时代元宇宙发展论坛”发布的《2023强影之路》指出，欢瑞世纪、芒果超媒、中国移动咪咕等影视公司均在探索虚拟人在影视宣发、元宇宙建构、演员替代等方面的功用。现有的科技已使“电影产业逐渐进入Film3时代，表现出人、非人、影视联结共生的特点”^[19]，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人工智能“使电影产业中出现大量的赤裸生命，有真实人的赤裸生命，也有被作为数字资产但出现意识觉醒的数字赤裸生命”^[20]。在元宇宙世界中，人类只不过是放大版的蚂蚁，将不得不被后人类世的“赛博格”所取代，而“‘智人’在后人类世的命运将等同于‘牲人’在人类世的命运，为了赛博格的福祉，可以随时被弃置、被奴役、被献祭”^[21]。同时，被赋予“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虚拟角色试图建构人类文明之外的文明，对人类的主体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现实世界中，人类因人工智能的技术殖民而不得不遵循一定的算法逻辑。换言之，电影生产的工业流程被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所打破，技术规训下的人类的主体性受到严重质疑。与此同时，电影话语生产的主体开始多元化，“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完全颠覆‘人主机辅’的生产关系，而成为‘机主人辅’的新型生产关系”^[22]。面对此种情形，人们不得不发出“人工智能是否将成为人类的终结者”“人类存在有何意义”等类似的疑问，产生一种“存在性焦虑”。在2023年举行的“AI影像艺术与科技前沿论坛”上，丁亚平教授做了题为《数字迷思：加速主义、“超现代”及其“慢”协商》的主题报告，认为“人工智能所造就的不断加速的时间导致了社会的超速度。在超速度的社会里，时空的分离与脱域造成了信任的悬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凸显了数字技术修辞下的焦虑与迷思”^[23]。

对于这种存在性焦虑，也有学者指出了当前人工智能存在的意义及不足之处，认为电影并不只是人工智能的产物，在更多层面上仍是人类的创意，从而显现出对技术殖民和人类主体异化的否定。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的确还有进一步融入电影创作的可能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电影的创作，将全部交给机器来完成，因为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所建构的毕竟是人类生命的情感与梦想”^[24]。尽管当前的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合电影产业链全过程，但创作的主体仍是人类或人类操控下的人机交互，并“没有离开人类主体性的参与——即自我意识的投射和赋予”^[25]。电影并不是一种简单机械复制的工业品，更多是一门艺术，人工智能“并不能实现电影的‘原真性’和审美的智能化”^[26]，这就决定了电影生产中人的主体性的不可或缺，也由此显现了人类的“存在性焦虑”的多余。

三、理论扩容：AI与电影理论的生产

电影领域因人工智能的介入所引发的不仅是电影产业的革命，还引发了学界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本体及电影理论如何再生产等问题的讨论。人工智能与电影全产业链的互动及其所引发的主体之变，首先影响的便是计量电影学、电影工业美学、电影媒介素养教育和电影生态系统学的理论扩容与应用。

(一)计量电影学范围的扩展

计量电影学开创了在电影本体研究中运用量化思维的先河。它一反欧美传统的电影外部研究，从主观性的定性批评转向对文本内部的客观量化分析，是“一种量化研究、一种文本内部大数据研究、一种比较研究、一种可视化研究、一种具有新范式色彩的电影形式与风格研究”^[27]。目前的计量电影学研究大多面向电影的形式与风格，而人工智能的介入使计量电影学不再仅限于此，而是扩展到了对镜头内容的识别、对故事剧情的情感判断和对画面的美学分析等更深的层面。由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的支撑，一种“用于半自动和自动分析电影美学和叙事的VIAN视觉分析软件”被研发出来。这套软件通过人机互动，能自动对电影的风格、叙事等进行识别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映射到一系列可以即时访问和交互的视觉表现当中，极大地拓展了电影研究既定的、传统的方法”^[28]。人工智能导致的计量电影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同样引发了对电影理论话语生产主体的探讨。在当今数字人文研究的介入下，运用计量电影学得出的结论或成果实际是“人机复合主体”的功劳，而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于人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计量电影学研究有望继续扩展到情感、声音等更多层面。

(二)电影算法工业美学的提出

自2017年电影工业美学理论问世后，学界开展了大量与之有关的探讨和争鸣。作为当前电影学界的三大主流理论之一，电影工业美学尝试关注电影产业和电影制作工业流程的各个环节，试图寻求工业与美学的平衡。它是“对电影的本质和功能的思考，其核心是对于‘电影是什么’(电影为何)、‘电影何为’以及‘电影如何’，即关于电影的本质、本体、功能与怎样做等问题的理解、回答及在创作生产管理中的践行”^[29]。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基于电影工业美学的电影算法工业美学随之产生。《电影文学》杂志刊载了大量与之有关的专题探讨，形成了一定的认同与传播效应。电影算法工业美学既直面当前电影生产或制作理论匮乏的问题，也是一次“面向算法嵌入人类思维/生活的时代现况与‘算法工业’广泛应用的实践现实的理论建构尝试”^[30]。与电影工业美学关注的电影工业流程不同，电影算法工业美学更多关注的是基于算法思维的电影工业生产，如人工智能、虚拟制作等与算法有关的影像生成技术在电影生产中的优劣。它“主张‘算法可视式制作’‘算法内导演’与‘算法全流程推荐’三重制作逻辑；核心是依靠算法推荐精准大众趣味以此进行资源整合以避免‘成本病’；宗旨是关注大众文化，提倡电影制作应是大众与制作者‘对话’的产物；目标是大众共情满足，不可唯算法论，生产者须警惕算法背后的‘算异化’问题”^[31]。当然，任何理论的提出绝非天马行空，而是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一定的实践。人工智能时代电影生产的主体将是人机合一的“算法作者”，与具备丰富的情感和遵循社会伦理的人类相比，算法作者“在既定算法程序运行下，机械化地生成内容，完成标准化的创作”^[32]，尽管这明显缩短了电影工业生产周期，但却面临着因机械生产而导致的情感缺失、伦理失范等潜在风险。

(三)电影生态系统管理学的发生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对诸如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政治、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与文化发展等问题的争鸣，也影响着电影生态的平衡。

从微观层面看，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对电影素材的选取、对某种风格的模仿等将面临来自多方面的版权争议。人工智能按照一定的指令形成的AI影像并非机械原创，而是对指令所代表的某种主题、情感、风格等的映射。因此，基于算法思维的这种文化共享使我们不得不更加理性“面对人与非人、文化与计算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技术的集合体’对艺术表达的影响”^[33]。如果不加治理，电影产业将不得不面临这种“复制生成”风气造成的恶性循环。毕竟，当面临版权争议时，并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人工智能。从宏观角度而言，基于算法思维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技术霸权的方式实施暴力统治。“计算资本主义”的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治理实施“技治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用于“维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世界秩序”^[34]的政治机器，加剧了国际社会秩序的不平等。

技术社会学的流派之一技术现实主义基于对此类问题的关注，认为政治和社会治理系统的介入已无法有效控制技术的随心所欲，技术的劲敌仍是技术，只有通过技术工程学对技术进行特定的设计，才能实现技术内部的“分权制衡”。然而目前的技术尚未实现技术对技术的管控，只能从电影生态的外部管理进行干预，建构电影生态系统管理学。

(四)电影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变

人工智能不仅深深影响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电影理论的生产，而且使当下的电影媒介素养教育也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变。人工智能不仅使电影产业流程大大缩短，而且标志着“人人电影”时代的正式降临。基于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的人工智能解构了电影的整个制作流程，使人们对电影学习的过程产生了无意义感。电影媒介素养教育也将面临这种尴尬的境地。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着三个问题。当人工智能使全部的“内容生产成了PGC+UGC+AIGC，这将导致我们的内容多得像海洋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创作者还能否鹤立鸡群？”^[35]这个疑问也是电影媒介素养教育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电影到底是什么，存在何种可能性？”这是电影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根据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对人工智能艺术的三种定义，我们不妨将人工智能电影定义为“人类通过编程让计算机具有极高程度的自主性，可以创造出艺术界专业人士认为属于‘当代艺术’的新艺术品或体验”“对人工智能艺术产生之前的历史艺术的模仿”“是一种人类受身体、大脑以及其他制约因素限制而无法创造的艺术类型”^[36]。那么根据这个定义，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人机共创的“人工智能艺术家”来矫正电影媒介素养教育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也是电影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结 语

当前的人工智能电影研究呈现出了技术赋能、主体之变、理论扩容的新姿态。对于人工智能电影的研究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学界研究的热点。对于人工智能与电影，学界已经发出“对一种竞争性媒介如何深度介入电影工业的现有秩序，并应该在哪些领域中发挥其新技术影响力”^[37]的追问。但无论如何，电影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内容产业，具有艺术作品的光晕与独创性。尽管人工智能已成为助推当前电影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呈现普通人物的情感，永远是电影艺术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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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大学生电影媒介素养提升及评价标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K22YG205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广(1987— ),男,山东聊城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理论与历史。